2019-01-28 17:10:47
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
——21世纪人类的主旋律
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主席 朱相远
当今世界，悠悠万事；和平发展，惟此为大。而能确保人类和平与发展者，又非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莫属。
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，要害在于创新。这是21世纪人类发展战略的主旋律，也是摆脱当前各种危机，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不二法门。这一真谛，已为不少人所觉悟，也必将成为全球性的共识。
作为两大主流文化东翼的中国学者，对此具有义不容辞的天责。为此，笔者从几千年来，东西方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差异，去比较两大主流文化、两种思维方式及价值观，并推动两者的融合再创新。
一、东西方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差异
东西方文化自古就同中有异，后由于西方文化几经中断，经文艺复兴后，又蜕变成新的工业文明；而东方文化从未中断过，一直传承至19世纪中叶，才在同西方文化的撞碰中，出现危机。因此，两者的差异是与时俱增，愈显更大的不同，如语言文字、宗教信仰、社会生活、节日习俗、饮食习惯，等等。但更为重要的差异，乃是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不同。至少表现为五方面:
（1）世界观。东方看世界为椭圆，椭圆有两个圆心，即使画成正圆（如太极图），也搞成两个鱼眼，总把世界看成阴阳两极，天与人就是两极；故主张天人合一，人要敬畏自然，顺从自然，效法自然，与自然和谐共处。西方看世界为正圆，正圆只有一个圆心，那就是人；故主张“极端人类中心主义”，信奉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，人定胜天，人要主宰自然，征服自然，掠夺自然，将自然为已任意所用。
东方为入世，重视人间的现实世界；故崇拜祖先，宗教信仰不发达，从来皆为政教分离。西方为出世，重视神及彼岸世界；故崇拜上帝、真主、梵天（印度教中最高的神）等，宗教信仰发达，常为政教合一。
在时空上。东方以时间为主，空间为辅，《易经》用六十四卦来描述宇宙，为一个永不停止的时间演进过程，以此作为世界的本原；故特别重视天时、顺时、识时、应时，及时机、时运、时令、时辰等，主张“天下随时”。西方反之，以空间为主，时间为辅，以具体空间中的物质存在，作为世界的本原；故特别重视空间里万物的并立杂陈，实体性的物质存在与地理区域。
（2）人生观。东方重理想主义，重视精神智慧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道德永恒，把人作为社会的人，重耻感，重义轻利，强调大一统、集体主义，向往天下大同，重家庭，亲血缘，爱依附，信权威，守纪律，讲勤俭，易知足，心理内向、封闭，欠自信，常爱窝内斗。西方重功利主义，重视物质力量，迷信武力，弱肉强食，利益永恒，把人作为自然的人，重罪感，重利轻义，强调分散、个人主义，重个性，爱独立，求自由，讲民主，图享受，难知足，心理外向、张扬，较自信，爱决斗、殉道，富于冒险、扩张及侵略性。
在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上，东西方也不一样。东方信奉“学而优则仕”，读书人大多追求通过科举考试，取得功名，进入仕途当官，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”西方知识分子，主要追求去研究各种学问，能进入学院，形成学派。
（3）认识论。东方重经验主义，强调实践，重视感性认识与偶然性，善以体验与妙悟方式认识问题。西方重理性主义，强调理论思维，重视理性认识与必然性，善以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认识问题。
（4）方法论。关于对立统一法则。东方以统一为主，强调矛盾双方相互依存，亦此亦彼，相辅相成，主张和谐共处，合作共赢。西方以斗争为主，强调矛盾双方相互排斥，非此即彼，相反相成，主张零和博弈，丛林法则，你死我活。
关于思考事物。东方以宏观整体论为主，从总体上把握事物，强调综合、归纳，重定性，着重多因子，具有深刻的洞察力，但学科单一，古之科举，仅考文史哲一个科目，一篇文章定乾坤。西方则以还原论为主，从微观细节上把握事物，强调分析、演绎，重定量，着重单因子，善于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，学科门类繁多，呈现文化多样性。
关于处理事物。东方主张模糊、包容，重不确定性、不彻底性，强调相对性、复杂性、多元性。西方则主张清晰、纯粹，重可确定性、彻底性，强调绝对性、极端性、一元性。
关于发展。东方重连续性，重传统，强调不可预见性，主张渐进、量变、非线性，较惰性、保守。西方则重断裂性，重未来，强调可预见性，主张突进、质变、线性，富创新、进取。
（5）审美观。审美是人生最高境界。东方重情感，以写意、虚灵为美；故着重于创造意象，一片神游的意境，把万象溶入在虚灵妙境中，“超以象外，得其怀中”，讲究意境幽远，气韵生动。如中国水墨画、书法、古琴、园林建筑等。西方重理性，以写实为美；故着重形象逼真，色彩浓丽，几何透视，光影晕染，讲究规律、匀称、平衡、比例、凝重、阳刚、绚丽的形式美。如西方的建筑、雕塑、油画、交响乐等。
以上比较，似乎有些极端、片面与绝对化，但却基本上反映了，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侧重点，确是很不一样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东西方对同一事物，常持有不同看法与观点的真正原因。同样也可清晰看到，东西方文化虽各有其特点，但其内涵却是息息相连，融会贯通的。这就为主张东西方文化融合再创新，提供了客观的依据。
二、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生存方式的不同
笔者在《三大人种与两大文化》一文中，详述了约6万年前，当代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后，形成三大人种的自然演化过程。强调三大人种体态差异，只是一个生物学适应性演化进程的结果，而不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。而两大主流文化的形成，才是新石器时代后（约1万年前）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。人类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映。
欧亚大陆板块西侧的高加索人种（含白人、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印度人等），同东侧的蒙古利亚人种，只有形态上的差异，大脑结构等是一样的。英国近代学者道格拉斯，称蒙古利亚人种为粘液质头脑，不善思辨，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。只是这两个人种生活在同中有异的生态环境中，就形成同中有异的生存方式，包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。这才造就成同中有异的两大主流文化，形成两种同中有异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。
依据有文字的历史记载，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要早出现一两千年。西方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周边，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环地中海地区如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等；和与地中海沿岸相通的地区，如波斯、印度等。公元前4世纪，作为希腊文化传播者的亚历山大大帝，征服了埃及、波斯和印度等，最终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，构成西方文化的早期核心。
东方文化发源于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，包括中亚、东北亚及东南亚地区。最终以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文化为代表，构成东方文化的早期核心。
这两大文化的初显期并不同，东方晚于西方一两千年，但成熟期却基本相同，皆约距今两千五百多年，也就是一百多代人的事。所以有人称东方文化为“早熟的儿童”。当时西方出现毕达哥拉斯、赫拉克里特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释迦牟尼等大师，东方同时则出现孔子、老子、墨子等诸子百家。他们几乎都是同一时代的文化圣人，是他们奠定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基础。
这两大文化区，当时人口皆约两千万左右，都地处北纬35度线上下。但地理条件不同，西方文化区为环地中海周边，形如一个“面包圈”；东方文化区为黄河、长江流域的华夏大地，形如一张“大饼”。
这张“大饼”的气候、土壤等条件，十分有利于农耕。黄河、长江不仅流域长，而且基本同纬线平行；而西方的尼罗河、两河（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）、印度河（如今属巴基斯坦）等，大多与经线平行。早期农业离不开河水的灌溉，同纬度地区就拥有相同的气候条件。华夏大地，就具有“雨热同季”的优势，也即夏季光照温度充足时，季风正好送来雨水，这就尤为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。因此，华夏拥有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农田，可提供大量的谷物与纤维，一直养活着占世界1/4到1/3的人口（如今仍占1/5）。其北部的大草原，为地广人稀的游牧民族，两者经常摩擦互动。人类从采集、狩猎文明转为农耕文明，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大变革。而华夏文化就是这次大变革中的佼佼者。她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水平最高、养活人口最多、典籍最丰、延续时间最长（且从未中断过）的农耕文明，也使蒙古利亚人种，繁衍到稳占人类1/3以上。
而西方“面包圈”的气候、土壤条件，就大为逊色。尼罗河、两河、印度河等皆顺着经线，流域的气候各异，且多为沙漠，仅部分地段（如河口地区），可靠河水漫灌，形成三角洲的农耕区，故面积较小，每个地区仅几万，最多十几万平方公里（如印度河）。地中海里的诸半岛、岛屿，更少平地，土壤贫瘠。加上雨热不同期，夏季虽阳光、温度充足，但干旱少雨；冬季多雨却又寒冷，皆不宜作物生长。另外地中海含盐量高，渔业资源贫乏。因此希腊等地，虽也以农业为基础，但粮食生产不足，需靠种橄榄树与葡萄，饲养山羊等，然后加工成橄榄油、葡萄酒、羊毛织物，还有陶器、金属制品、船舶等手工产品，以此去同产粮区通商，换回谷物等。
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，决定了生存方式（包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）的不同,从而也导致文化的差异。东方普遍适合于农耕，村庄中男耕女织，自给自足，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。这就形成以农村为主的自然经济。西方有的适于农耕，有的只适于手工业，必须进行商品交换，互通有无。这就形成了以城邦为主的工商经济。商品交换主要靠地中海的海运，就促进航海业的发达。所以有人称东方为农耕文化、黄土文化、黄色文化；西方为工商文化、海洋文化、蓝色文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由于东方自然经济，比较稳定保守，虽有王朝的更迭，也有短期的分裂，但基本上维持大一统的传承。尽管经济总量很大，处于世界领先，但生产力缺少革命性的变革，未能如西方那样形成自然科学体系。因此，在西方进行文艺复兴之后，东方就逐渐落后于西方。待西方发生工业革命，出现资本主义后，天平就从此歪向西方了。
三、东方重农耕就倾向生物学，西方重工商就倾向物理学
东方文化重农耕。沿大河流域发展农耕经济，必须统一治水，兼顾整个流域，如夏禹治水的故事。这就必然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架构，夏、商、周皆为大一统。春秋战国虽诸候并立，但终也为秦所统一。其后两千多年，华夏也出现过分裂，但基本处于统一集权状态，故表现一致性。
西方文化重工商。靠岛上、海边的各城邦，独自发展工商经济。必然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，故表现多样性。
东方由于以农耕为主，就重农轻工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开始提出“重本（农）抑末（工商）”的原则。把手工业、商业视为“末作”、“奇巧”，主张“禁末作，止奇巧”，将工商贬为禁止之列了。从此中国几千年来，将人民分为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个等级，读书当官的士大夫及农民为上等，手工业者及商人为下等。历代皇帝每年祭天，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开春时皇帝亲自扶犁躬耕。从没有皇帝带头举锤打铁，或弄斧砍木。读书人从官场隐退后，就返乡种地，叫躬耕，晴耕雨读，如陶渊明、诸葛亮等。从未见有躬工，晴工雨读之说。
西方文化以工商为主，故城邦发达，手工业、商业繁荣。致使许多手工业主与商人，成为城邦的统治者。比如曾统治佛罗伦萨三百多年的梅迪奇家族，后来就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者与组织者，佛罗伦萨也成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策源地。
由于东方重农耕，西方重工商，在对自然的认识中，侧重点也就各不相同了。
东方重农耕，农耕属生物产业，必然重视对生物学与气象的研究。研究四季气候变化，发明了24个节气，重视物候学，形成许多农谚。尤重视农作物与畜禽生长周期及规律性的生物学研究。
西方重手工业、商业、航海业，必然重视对力学、材料、速度、数据等物理学研究。
因此，几千年来，中国从“神农尝百草”，到明朝的《本草纲目》，以及各种“农书”如《齐民要术》等，各种“医书”如《黄帝内经》等，皆属生物科学范畴。中国古代的墨子，代表手工业者，故对物理学研究十分重视。如《墨经》中对“小孔成像”的光学研究，对杠杆原理等各种力学研究，皆处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。但随“重农抑工”，就导致“重儒抑墨”，墨家的思想，一直被当成“末作”、“奇巧”而遭禁止。致使中国历代不重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，只重视农业为主的生产技术。
尽管中国拥有“四大发明”等各种技术，许多均为世界领先，但皆流于实用技术层面，未能上升到自然科学理论层面。比如中国古代的数学，本是十分先进的，“十进位制”最早出现于中国。但中国数学皆以实用、经验为前提，重于测算、解方程、求未知数等，如珠算的发明。故从未如西方那样，重视演绎、推理、求证，而形成公式、定理为主线的理论数学。这就是导致李约瑟难题的真实原因之一。
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，人们就重视手工业、商业与航海业，因而重视物理学研究。他们对于时间、空间、运动、力学、速度、杠杆、数学、几何学、天文学、声学、化学等，皆开始精深的研究并形成各种学说与学派，从而促进了人类自然科学体系的萌芽。比如泰勒斯创立的天文学，毕达哥拉斯开创的数学，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形成的原子论，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，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与浮力定律。亚里士多德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，他认为天体是由“以太”组成，作匀速的圆周运动；地上物体是由土、水、气、火四种元素组成，作直线运动，等等。由于古希腊（后为古罗马）代表西方文化的精华，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化时，“言必称希腊”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四、两种倾向形成两种思维方式及价值观
为什么东方主张天人合一，而西方主张人定胜天呢？就因东方农耕经济，最惧水旱天灾，信奉靠天吃饭，祈求上天能风调雨顺，保五谷丰登、四季平安。故人们敬畏大自然，顺从大自然，保护大自然，绝不敢破坏风水。而西方为工商经济，从开采自然、掠夺自然中获得利益，故人们总要征服自然，破坏自然，向自然索取一切财富，为已所享用。
为什么东方宗教意识淡漠，一直政教分离，从无宗教战争，而西方宗教意识浓厚，主要宗教皆出自西方，长期政教合一，宗教战争不断，至今西方的各种冲突、战争、恐怖活动等，仍同教派之争有关呢？就因东方农耕经济，主张天人合一，精神与肉体统一；故采取入世态度，信天不信神，崇拜祖先，重视今生的现实生活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是泛神论，只是把祖先中的杰出人物，当神来祭拜、学习，如老子、关公、马祖等，而且道教重视现实生活，讲究修身、养性，长生不老。而西方工商经济，主张天人二分，精神与肉体二元对立；故采取出世态度，重视前世与来生的彼岸世界，因此宗教观念特别强烈。世界著名宗教，如犹太教、基督教（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等）、伊斯兰教、婆罗门教（后改称印度教）、佛教等，都起源于高加索人种，皆从属于西方文化。唯有佛教较早传入东方，后被吸纳为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形成儒释道的统一。
为什么时空上，东方重时间，西方重空间呢？因东方农耕经济，重视生物，而生命总以时间演变为其存在形式。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24个节气，不误农时。王朝的兴衰存亡，更以纪年为代表，“奉天承运”，这“运”即指时运，“三呼万岁”，更是万世不竭。北宋学者邵雍，还用六十四卦推算出宇宙盛衰演变的周期，一个周期为129600年，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。由于重时间，就特别重视历史，正如梁启超所言:“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，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”。而西方工商经济，重视对自然物的开发与贸易的区划，必然更重视空间。正如笔者在《七大洲由来的考证与反思》一文中所说，这些地理概念皆归功于西方。东方常言“普天之下”，“四海之内”“九州方圆”，实际上仅以华夏大地为中心，自我封闭，且只限于四海之内，四海之外的整个世界，茫然不知。待到西方环球航行，“地理大发现”时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，称霸全球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为什么东方重理想主义，重义轻利，重伦理，强调大一统政治与家庭作用，重视集体主义，讲纪律，而西方重功利主义，重利轻义，强调个人主义，重个性、独立、自由呢？就因东方自然经济、农耕社会，必须大一统地统筹流域的水利灌溉管理，自然经济是以家族、家庭为基础的家邦社会；必然强调集体，崇拜祖先，遵守纪律，讲究尊卑长幼有序，抑制个性与自由，坚守勤俭持家、刻苦耐劳。西方工商经济，是城邦社会；必然强调竞争、分散、独立、平等、民主、自由，重视个人利益，讲究消费、享受。
为什么东方比西方官本位严重，专制统治稳定，不易发生社会革命呢？就因东方农耕社会中，知识分子只图功名与官位，除非科举屡不中榜，才干别的。如李时珍，就因考举人数次落榜，才去研究《本草纲目》；故东方有大量知识分子去当官，维护专制政权，使统治体制的巩固，远大于生产力的革新，社会愈显保守稳定。历史上虽多次改朝换代，但封建专制体系千年不变。西方工商社会，知识分子大多去研究各种学问；故使生产力不断革新，正如罗素所言，科学家的智慧，超过了政治家的智慧。这就促使生产力发展，不断冲击上层建筑。因此各种革命，无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，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，都发生在西方。而东方的应试教育与官本位等专制文化传统，至今依然还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。
在认识论上，为什么东方重经验主义，西方重理性主义？就因东方农耕依赖长年实践经验的积累；故重视感性认识，警惕各种偶然性，以求得丰收。而西方工商经济，依赖于理性判断；故重视理性思维，重视各种规律、定理的必然性。
在方法论上，东西方为何也有那么多差异？东方农耕经济，重视农作物、畜禽同自然环境的统一和谐，重视国与家的统一和谐，家族、家庭内部的统一和谐，才能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，家庭和睦；故总强调矛盾的统一性，重视伦理，重视人际关系，强调相互依存，亦此亦彼，合作共赢，和谐共处。西方工商经济，重视利益的最大化，着眼于人对自然的征服，从自然中掠取，着眼于城邦之间的竞争、角逐，着眼于个人奋斗；故总强调矛盾的斗争性，强调相互斗争，丛林法则，非此即彼，零和博弈，你死我活。
东方农耕经济，面对一株作物、一只畜禽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；必然重生物学、重时间，必须从生命的整体、多因子、全过程来把握。作物是把水与二氧化碳等合成为有机物，畜禽是将饲料转化成为肉蛋奶；故思维方式为整体论，重视综合、归纳、多因子的方法，从局部到整体，从简单到复杂。而西方手工业与商业，面对各种加工原料和贸易交换；必然重物理学、重空间，必须进行分解、分类、分析、分成单因子来把握。尤其近代以能源为主的工业经济，更是仰仗将复杂有机物（煤、油、气）分解成能量与二氧化碳，完全是个降解过程；故其思维方式必然为还原论，强调分析、演绎，从整体到局部，从复杂到简单。
东方农耕经济，是个粗放、模糊、复杂、不确定性强的过程；故主张模糊、包容、强调相对性、复杂性、多元性、中庸化。西方工商经济，是精细、定量、确定的运作过程；故主张清晰、明细、精确，强调确定性、绝对性、极端性、单一性。
东方农耕经济的动植物生长、成熟过程，是连续的、量变的、渐进的、不可预见的过程；故东方的发展思维，重视渐进、传承、连续、非线性，对未来强调不可预见性，比较保守。而西方工业与商业，其进程是断续的、质变的、突进的、可预见的过程;故西方的发展思维，重视突进、断裂性、线性，对未来强调可预见性，较富创新意识。
东方农耕经济重技术，技术发展源于生产的需求，并又推动生产；故中国从古至今，一直为生产大国。西方工商经济重科学，科学发展源于思想的创新，并又推动创新思维；故西方从古至今，一直多为创新大国。
在审美上，为什么东方重情感、写意，而西方重理性、写实呢？就因东方农耕经济，主张天人合一，物我浑融；故其审美，不重于写实，而重于情感、写意，绘画时采用多视角、多层次，呈多维空间，不讲究几何透视，只强调表达内心的意境与印象。西方工商经济，主张物我对立二分，要真实描绘自然美；故重理性、写实，讲究透视法、解剖学，光影明暗，色彩绚丽，模仿自然要逼真、具体。
五、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再创新是个否定之否定过程
如今有些国人认为，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先进。其中还不乏著名学者，他们认为，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”西方不亮东方亮，现在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之穷。故公然提出，现在天平又开始倒向东方，是东方文化当道的时候了，西方文化将要退出舞台，而让位于东方文化了。其根据就是，当前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，正由对立转向统一；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；由微观转向宏观；由分析转向综合；由演绎转向归纳；由单因子转向多因子；由片面性转向全面性；由简单性转向复杂性；由孤立性转向联系性；由确定性转向模糊性；由重视必然性转向偶然性；由极端转向中庸；由一般转向个别；由线性发展转向非线性发展；由可预见性转向不可预见性；由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；由定量转向定性；由彻底性转向不彻底性；由断裂性转向连续性，等等。
以上各种范畴的转化，前者皆为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，如对立、还原论、微观、分析、演绎、单因子、片面性、简单性、孤立性、确定性、必然性、极端、一般、线性、可预见性、可逆性、定量、彻底性、断裂性等等。而相反的后者，则皆为东方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。
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：东方的思维模式，确比西方先进。因为西方思维模式，不是全都在向东方思维模式转变吗！这种结论，也许会使一些东方人沾沾自喜。你看，西方虽然科学技术先进，但其思维模式已不行了，全部要转向东方了。这不正说明还是我们东方文化更先进吗！
实际上，这是个误解。它会产生极大的误导，导致我们又夜郎自大，不再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了。而实际上，人类思维模式的进步与发展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。其公式为：统一——对立——再统一；整体论——还原论——再整体论；宏观——微观——再宏观；综合——分析——再综合；归纳——演绎——再归纳；多因子——单因子——再多因子；全面——片面
——再全面；复杂——简单——再复杂；联系——孤立——再联系；模糊——确定——再模糊；偶然——必然——再偶然；中庸——极端——再中庸；一般——个别——再一般；非线性——线性——再非线性；不可预见性——可预见性——再不可预见性；不可逆性
——可逆性——再不可逆性；定性——定量——再定性；不彻底性——彻底性——再不彻底性；连续性——断裂性——再连续性，等等。
这就是说，人类思维模式发展规律，是东方——西方——再东方。但“再东方”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方，而是经过被西方否定后，又再次被发展所否定的结果了。例如统一与整体论，原先东方文化从农耕出发，从统一整体上把握生命现象（作物与畜禽的生长发育全过程），虽是统一、整体、宏观、全局、综合、复杂、多因子、定性，但确是粗放、模糊、不精确、不确定、不定量、不可预见、多偶然性的。这种思维模式，随科学与生产力发展，随人类认识的深化，就被西方思维模式所否定了。于是出现了对立、还原论，从微观、分析、局部、单因子、定量等出发，这就使对客观对象的认识，大大深化，弄清其内部机制、微观状态、定量分析，从而使认识更加清晰、精确、非模糊、可预见、可确定、线性、可逆性等。这是一个认识深化、发展过程。它使人类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。
西方经过近几百年科学技术的深化发展，人们弄清了许多事物的内部微观结构与精确机制，作出定量的分析后，就进一步又意识到，若要使对客观事物的认识，再进一步深化，就必须进行第二次否定。这似乎是以东方思维模式来否定西方思维模式。但这第二次否定，虽由对立又转向统一，由还原论又转向整体论，由微观又转向宏观，由定量又转向定性，由分析又转向综合，由简单又转向复杂，由可逆又转向不可逆，由清晰又转向模糊，由必然又转向偶然……。却已不再是原来朴素意义上的统一、整体、宏观、定性、综合、复杂性、不可逆性、模糊性、偶然性等了。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，成为更深层次、更具科学性的肯定了。
这也就是说，原始、朴素的东方思维模式，必须经过被西方思维模式的否定，然后再给以又一次否定，才能涅槃、升华为新的肯定。这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在碰撞融合后的再创新，而绝不是什么“风水轮流转”，原版东方思维模式的再登台。当然，这新肯定也不是肯定别的，而是对东方思维模式的新肯定。
六、重视东西方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互补性
由上可见，人类自出现三大人种、两大文化后。由于东西方所处地理环境不同，造成两种同而有异的生存方式，进而形成两种同而有异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。
从局部地区、从当时历史角度看，这两种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，皆是因地因时制宜的，故才能推动两大文化的各自发展。但若从全球、从人类历史进程角度看，这两种思维方式及价值观，又各有其优点与缺点。正因西方文化中的优点与东方文化中的缺点，才导致中国在充当1500多年领先大国后，竟在1840年后，一下就沉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悲惨结局。也正因西方文化中的缺点与东方文化中的优点，才导致当今因西方发展模式，给全球带来了危机与窘境，而使人们又想起东方文化中的优点，希望能以此充当克服这些危机的法宝。因而1988年巴黎的诺奖获得者大会上，75位诺奖获得者，在探讨21世纪议题的16个结论中，有一个就是：“人类要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
其实，两种文化中的所谓优缺点，都是相对的，因为许多特点，具有两面性，既可能是优点，也可能是缺点。皆须因地因时因事而制宜。凡在当时当地能推动生产发展、社会进步、历史前进、人民幸福的，就算优点，反之则为缺点。所以一切皆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，并进行取舍。
比如，西方着重斗争、突变；东方着重和谐、渐变。当一个国家处于夺权的暴力革命时期，西方的斗争性与突变性，就成了优点，可推动历史变革，社会进步；东方的和谐性与渐变性就成了缺点。当取得政权后，进行经济建设时，仍一味斗争、动荡、突进，就成了缺点；而和谐、稳定、渐进倒成了优点，更有利于社会进步。
从当今世界状况出发，人类已不再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了，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。只有在这个时代前提下，我们才能比较出东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。标准就是有利于和平与发展，凡有利的，皆为优点；凡不利的，皆为缺点。
从这个标准出发，西方文化至少有3个优点胜于东方:
（1）西方文化尊重人的个性、创造性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，不论资排队，鼓励怀疑一切，向原有理论挑战，故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。东方大一统文化，官本位严重，不重视个性，过于强调一致性，学术上论资排队，迷信权威，枪打出头鸟，压抑挑战，思想保守，故不利于科技创新。
（2）西方文化，强调自由竞争，追求利益最大化，重视利益平衡与游戏规则，则强调法治，以法律至上；故民主法治观念强，有利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。东方文化强调组织性、纪律性，过于重视意识形态，靠人治，靠人的道德自律，而轻视法律作用；故易阻碍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。
（3）西方文化，强调冒险精神，敢于走出去，所以他们发现了新大陆，到处开发，四海为家；故具有国际视野与全球化观念。东方文化，重视家庭，力求稳定安全，易满足于小富即安，缺少冒险精神；故不利于走出去，不利于国际开发。
同样从这个标准出发，西方文化也有3个缺点而不如东方文化。
（1）西方对人的认识，过重于理性，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智的，就过于强调“一人一票”的民主。其实一般人还有许多非理智的一面，真理时常不在多数人手里。依选票决胜负，常造成迁就选民，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。东方文化重视精英作用，认为精英人才较理智，靠选贤任能来治理国家，采取权威主义下的“协商民主”，倒反而能集中出正确的意见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（2）西方文化，强调天赋人权。把人权看得高于一切，把个人权利绝对化，就必然过度福利化，把慈善转变成固形的福利，就大量培养懒汉，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。目前欧洲经济危机，就是过度福利化，造成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。东方文化强调人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，既享有权利，也要恪守义务。反对不劳而获，强调勤劳致富，不养懒汉。
（3）西方文化过于强调斗争。各种争斗不断，致使西方各个文化载体，如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古印度等，皆走马灯似地相继灭亡，没有一个连续传承至今。对社会也易形成战争，据统计，人类在5000年中，共发生战争14000多次，其中10000多次发生在西方。历史上多次宗教战争，两次世界大战（使几千万人死亡）与冷战，以及如今各种恐怖活动，哪一个不是发生于西方。对自然界，也过于强调征服自然，竭尽资源为人尽情享受，过于重视消费的作用。结果造成环境破坏，生活奢侈，资源枯竭。东方文化主张和谐，坚持和平，反对战争。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，不超过4000次，且中国从未有过宗教战争，也很少侵略别国。对于自然，主张天人合一，顺乎自然，主张生活节俭，勤俭持家，反对浪费，反对过分的享乐主义。这就十分有利维护人类和平，及地球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。
以上所列，难免挂一漏万。但粗略可见，东西方文化，对当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，确实各有其优缺点。故要求这两种主流文化，在碰撞融合再创新时，能相互补充，相互扬弃，相互融合。这样才能形成人类发展战略的新思维，也定能克服眼下各种危机，而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。这正是我们推动东西方文化融合再创新的出发点与归宿点。
七、如何碰撞融合再创新
我们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，进行碰撞融合再创新呢？我国宋末元初，有个大画家叫赵孟頫，其夫人也很有文化，人称管夫人。二人婚后，感情很好，随年龄增长，管夫人渐人老珠黄，赵孟頫就打算娶妾，管夫人则赠他一首词《你侬我侬》，终使他回心转意。这词为：“你侬我侬，忒煞情多，情多处热如火！把一块泥，捻一个你，塑一个我。将咱两个，一齐打破，用水调和，再捻一个你；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；与你同一个衾，死同一个椁。”
这首词反映的状态，就是当今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再创新过程的形象比喻。撞碰——将两个泥人打碎；融合——将打碎的泥加水重新调和；再创新——用和好的新泥，再塑两个新泥人，使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
当今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中，最值得融合再创新的，首先是关于“对立统一法则”的融合再创新。
东方文化同西方一样，也将“对立统一”，当成世界物质运动的普遍法则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代学者张载的提法。他把“对立统一”规律，总结成四句话：“有像斯有对，对必反其为；有反斯有仇，仇必和而解。”（见张载《正蒙·太和篇》）。这就是说一切事物现象，皆是一分为二，相互对立的，对立就必然相反，相反就必然要争斗，争斗结果总以和解而告终。
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指出，张载的这四句话中，前三句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一致的，但第四句，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，他推测，可能会说“仇必仇到底”。
一个“仇必和而解”，一个“仇必仇到底”。这似乎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一大分水岭。东方主张对立双方，相辅相成，亦此亦彼；故“和而解”，要通过调和、妥协、融合而达成一致，也即共存双赢。而西方则主张对立双方，相反相成，非此即彼；故“仇到底”，要通过斗争将另一方彻底消灭，也即零和博弈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。
面对完全相反的两种学说，我们如何选边呢？要按过去，我们必然选择后者，誉为“斗争哲学”，主张七斗、八斗，斗垮对立面，才算胜利。但后来发现，一味斗争到底，也存在很大片面性、极端性。人们又选择“和而解”，称为“和谐哲学”。但社会实践证明，有时愈讲和谐，社会反倒愈不和谐。于是有人又主张仍要同过去一样，还是抓斗争。这样来回“翻烧饼”，也同样不利于社会进步。
因此，必须将东西方两种哲学，在碰撞后进行融合再创新。比如“对立统一法则”，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创新理解为：既以斗争为主，又以和谐为主；既仇必仇到底，又仇必和而解；既相反相成，又相辅相成；既非此及彼，又亦此亦彼；既零和博弈，又共存双赢……。而不要绝对化，要当成一枚铜币的两个侧面，是互为一体的两面。
既为两极、两个侧面，那究竟真理何在？这正如笔者曾指出的：真理飘移回旋于两极间。在具体运用时，应根据具体事物，作具体分析，再灵活决定具体采用哪一面、哪一极。这样就更接近真理，更符合客观实际。
因此，当我们推动东西方两种文化融合再创新时，并不是要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。这种差异甚至还要保留，这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。否则世界就失去风采。所谓“融合”，就是将两种不同的观念、思维方式等，承认为“两极”，这才能使“真理飘移回旋于两极间”。矛盾着的“两极”，不仅永远存在，还在不断发展、更新。因而“飘移回旋于两极间”的真理，也才能不断发展。若把融合当成矛盾的终点，当成真理的终极，那是完全错误的，融合不是目的，目的在于创新。
八、中国既是东西方文化撞碰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
由于古代地理条件的阻隔，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东西方文化，其创新速度远大于交流速度。故几千年来，虽有不少共同点（这是由于仍有微弱的沟通与交流），但差异也很显著。
几千年中，除匈奴人西迁至匈牙利，元代蒙古骑兵，曾对西方作肤浅而短暂的武力侵占外，两侧之间基本相安无事，各自独立发展。虽有少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东方，带来一些西方文化信息，但影响不大。中国在16世纪前的1500年间，一直为世界上领先国家。直到西方发生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后，航海业的发达与殖民主义的兴起，西方人终于在1840年以战舰的炮火，打开了东方保守主义的大门。随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状态后，西方文化才如潮水般涌入东方。当时清政府为了支撑残局，不得不转向西方汲取先进的工业文明，如洋务运动、维新、立宪。最后孙中山引进西方民主共和思想，而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统治。中国共产党再次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，从而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。
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史，实质上就是“西学东渐”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史。一方面给中国带来无穷的耻辱与灾难，成为悲惨的受害者。另一方面，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想，各种主义皆在这里碰撞，不断摩擦出火花，从而造就出许多历史及文化巨人，诸如梁启超、孙中山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林语堂、鲁迅、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人，还可加上新加坡的李光耀。这些人的著作与思想中，皆闪耀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、交融、扬弃、再创新的火花。
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，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大碰撞。在此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前夕，曾经有过一次“东学西渐”。当时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、孟德斯鸠、狄德罗等，将老子与孔子的一些著作译成西文，当做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，但规模与影响皆不显著。而其后出现在中国的“西学东渐”，却引起占世界人口1/4中国的社会大变革。将几千年积淀、发展而成的东西方两种文化，在这一百五十多年中，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，内容广泛，形式多样，时间久远，影响深刻的大碰撞、大融合、大创新、大试验，至今仍在继续中。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的现代化等，无一不在其中，都属于东西方两种文化融合再创新的产物。
一百多年间，使东方几亿人懂得并初步掌握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各种现代技术，使几千万人懂得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，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，从基督教到西方文学艺术及各种生活时尚，从掌握西方语言文字到精通网络传播。这场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、大融合、大创新，主要发生在中国。中国为此既付出巨大而沉痛的历史代价，但也取得世界意义的成果。同样曾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，其经济总量也久居世界第二，为什么日本未能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呢?就因日本明治维新时，采取“脱亚入欧”、全盘西化，除了保留“武士道”精神外，全都西化了。结果成为一个法西斯的恶魔，比德国的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今德国早已反省，日本却要借尸还魂。因此日本经济再强大，文化上也无同西方可匹配之处。惟有中国，虽历尽磨难，但仍坚守东方文化之传承。
九、真正的文化自觉
试问西方国家，无论是西方文化源头的欧洲，还是当今西方文化领军人的美国，你们除精通自身的西方文化外，对于世界另一主流文化——东方文化，又掌握多少呢？即使在你们的“智库”中，又有多少精英懂得中文、中国历史、中国哲学呢？你们的思想武器中具有多少东方的思维元素呢？真少得可怜，故略懂华语中文的凤毛麟角者，就可被尊称为“汉学家”了。尽管美国增加了来华的留学生，但仍比中国赴美留学生少10倍。
由于西方人的自负、傲慢与偏见，总看不起古老的东方文化。其实，即使他们学问再大，也只是掌握了人类智慧的“西半拉”，对“东半拉”只能称作“文盲”，故可称为“半瓶醋”。然而有些西方领导人与学者，把“半瓶醋”当成“整瓶醋”。总把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模式、价值观等当作唯一正确的、具有普世价值的，到处强行推广。使得一些被推广的国家，造成长期的不适应与内乱，经济下滑、社会动乱、恐怖不绝、人民不得安宁。这种事例还少吗？
从东西方文化融合角度看，一个中国的中学生，其掌握的东西方文化融合水平，皆要高于那些孤傲、偏执的美国议员。因他们中有几个人能掌握东方的语言、历史、哲学及智慧？而中国的一个中学生从小学起，就全面学习东西方的两种语言、文化、知识、思维方式。他们从小就熟知东方的方块字，以及孔子、老子、唐诗、宋词等，同时也懂得西方的拼音字及牛顿、达尔文、马克思等。他们喜欢东方的音乐、戏剧、工艺品，也热爱西方的摇滚、街舞与大片。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、领悟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要超过西方的成年人。这难道不是当今的现实吗？
其实，中国的真正优势，倒不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快而持久，经济总量将要超过美国，而在于中国十多亿人口中，有相当多的人既精通于东方文化又掌握了西方文化。他们成为世界上，将这两大文化、两大智慧之果，能融会贯通于一身的最庞大人群。这是中国最富有的潜在软实力，是当今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动力之所在。当然，这也是以中国近百年的屈辱、痛苦、灾难所换取来的，真是来之不易，我们应倍加珍惜，切莫淡化自己的文化传承。我们常讲文化自觉，真正的自觉，就是对这两种文化碰撞融合再创新的自觉。
这就是说，东西方文化在两千五百年前，分道扬镳，各逞东西，又经过近一二百年来的碰撞，如今开始进入融合再创新的过程了。谁能够自觉引领这场融合再创新，谁就能掌控新战略思维的主导权，从而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方向、新纪元。
当今世界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，尽管面临各种危机与挑战，依然不失为主流文化。而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，在吸收西方文化优点，逐渐克服自身缺点，而开始民族复兴，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时，也再次向全球展示，东方文化同样不愧为人类的主流文化。
两大主流文化的撞碰，常表现为中美间的摩擦；两大主流文化的融合，常表现为中美间的互补与合作。若两大文化能在融合后再创新，则将引领人类生存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新潮流。一定能使人类摆脱面临的危机，保持长久的繁荣与和平。这就是中国梦同美国梦及人类梦的统一。
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，确实是21世纪人类发展战略的主旋律。我们所有的人，皆应为此而奋斗！
2013年5月15日
作者：朱相远，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CICFP主席
为全国人大原常委、民建中央原副主席、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