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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

2019-01-28 17:10:47


 

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

——21世纪人类的主旋律

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主席 朱相远

 

当今世界,悠悠万事;和平发展,惟此为大。而能确保人类和平与发展者,又非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莫属。

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,要害在于创新。这是21世纪人类发展战略的主旋律,也是摆脱当前各种危机,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不二法门。这一真谛,已为不少人所觉悟,也必将成为全球性的共识。

作为两大主流文化东翼的中国学者,对此具有义不容辞的天责。为此,笔者从几千年来,东西方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差异,去比较两大主流文化、两种思维方式及价值观,并推动两者的融合再创新。

一、东西方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差异

东西方文化自古就同中有异,后由于西方文化几经中断,经文艺复兴后,又蜕变成新的工业文明;而东方文化从未中断过,一直传承至19世纪中叶,才在同西方文化的撞碰中,出现危机。因此,两者的差异是与时俱增,愈显更大的不同,如语言文字、宗教信仰、社会生活、节日习俗、饮食习惯,等等。但更为重要的差异,乃是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不同。至少表现为五方面:

(1)世界观。东方看世界为椭圆,椭圆有两个圆心,即使画成正圆(如太极图),也搞成两个鱼眼,总把世界看成阴阳两极,天与人就是两极;故主张天人合一,人要敬畏自然,顺从自然,效法自然,与自然和谐共处。西方看世界为正圆,正圆只有一个圆心,那就是人;故主张“极端人类中心主义”,信奉“人是万物的尺度”,人定胜天,人要主宰自然,征服自然,掠夺自然,将自然为已任意所用。

东方为入世,重视人间的现实世界;故崇拜祖先,宗教信仰不发达,从来皆为政教分离。西方为出世,重视神及彼岸世界;故崇拜上帝、真主、梵天(印度教中最高的神)等,宗教信仰发达,常为政教合一。

在时空上。东方以时间为主,空间为辅,《易经》用六十四卦来描述宇宙,为一个永不停止的时间演进过程,以此作为世界的本原;故特别重视天时、顺时、识时、应时,及时机、时运、时令、时辰等,主张“天下随时”。西方反之,以空间为主,时间为辅,以具体空间中的物质存在,作为世界的本原;故特别重视空间里万物的并立杂陈,实体性的物质存在与地理区域。

(2)人生观。东方重理想主义,重视精神智慧,己所不欲勿施于人,道德永恒,把人作为社会的人,重耻感,重义轻利,强调大一统、集体主义,向往天下大同,重家庭,亲血缘,爱依附,信权威,守纪律,讲勤俭,易知足,心理内向、封闭,欠自信,常爱窝内斗。西方重功利主义,重视物质力量,迷信武力,弱肉强食,利益永恒,把人作为自然的人,重罪感,重利轻义,强调分散、个人主义,重个性,爱独立,求自由,讲民主,图享受,难知足,心理外向、张扬,较自信,爱决斗、殉道,富于冒险、扩张及侵略性。

在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上,东西方也不一样。东方信奉“学而优则仕”,读书人大多追求通过科举考试,取得功名,进入仕途当官,“了却君王天下事,赢得生前身后名。”西方知识分子,主要追求去研究各种学问,能进入学院,形成学派。

(3)认识论。东方重经验主义,强调实践,重视感性认识与偶然性,善以体验与妙悟方式认识问题。西方重理性主义,强调理论思维,重视理性认识与必然性,善以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来认识问题。

(4)方法论。关于对立统一法则。东方以统一为主,强调矛盾双方相互依存,亦此亦彼,相辅相成,主张和谐共处,合作共赢。西方以斗争为主,强调矛盾双方相互排斥,非此即彼,相反相成,主张零和博弈,丛林法则,你死我活。

关于思考事物。东方以宏观整体论为主,从总体上把握事物,强调综合、归纳,重定性,着重多因子,具有深刻的洞察力,但学科单一,古之科举,仅考文史哲一个科目,一篇文章定乾坤。西方则以还原论为主,从微观细节上把握事物,强调分析、演绎,重定量,着重单因子,善于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,学科门类繁多,呈现文化多样性。

关于处理事物。东方主张模糊、包容,重不确定性、不彻底性,强调相对性、复杂性、多元性。西方则主张清晰、纯粹,重可确定性、彻底性,强调绝对性、极端性、一元性。

关于发展。东方重连续性,重传统,强调不可预见性,主张渐进、量变、非线性,较惰性、保守。西方则重断裂性,重未来,强调可预见性,主张突进、质变、线性,富创新、进取。

(5)审美观。审美是人生最高境界。东方重情感,以写意、虚灵为美;故着重于创造意象,一片神游的意境,把万象溶入在虚灵妙境中,“超以象外,得其怀中”,讲究意境幽远,气韵生动。如中国水墨画、书法、古琴、园林建筑等。西方重理性,以写实为美;故着重形象逼真,色彩浓丽,几何透视,光影晕染,讲究规律、匀称、平衡、比例、凝重、阳刚、绚丽的形式美。如西方的建筑、雕塑、油画、交响乐等。

以上比较,似乎有些极端、片面与绝对化,但却基本上反映了,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侧重点,确是很不一样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东西方对同一事物,常持有不同看法与观点的真正原因。同样也可清晰看到,东西方文化虽各有其特点,但其内涵却是息息相连,融会贯通的。这就为主张东西方文化融合再创新,提供了客观的依据。

二、差异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生存方式的不同

笔者在《三大人种与两大文化》一文中,详述了约6万年前,当代人类开始走出非洲后,形成三大人种的自然演化过程。强调三大人种体态差异,只是一个生物学适应性演化进程的结果,而不是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。而两大主流文化的形成,才是新石器时代后(约1万年前),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产物。人类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映。

欧亚大陆板块西侧的高加索人种(含白人、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印度人等),同东侧的蒙古利亚人种,只有形态上的差异,大脑结构等是一样的。英国近代学者道格拉斯,称蒙古利亚人种为粘液质头脑,不善思辨,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。只是这两个人种生活在同中有异的生态环境中,就形成同中有异的生存方式,包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。这才造就成同中有异的两大主流文化,形成两种同中有异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。

依据有文字的历史记载,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要早出现一两千年。西方文化发源于地中海周边,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环地中海地区如埃及、巴比伦、希腊等;和与地中海沿岸相通的地区,如波斯、印度等。公元前4世纪,作为希腊文化传播者的亚历山大大帝,征服了埃及、波斯和印度等,最终以古希腊文化为代表,构成西方文化的早期核心。

东方文化发源于东亚的黄河与长江流域,包括中亚、东北亚及东南亚地区。最终以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文化为代表,构成东方文化的早期核心。

这两大文化的初显期并不同,东方晚于西方一两千年,但成熟期却基本相同,皆约距今两千五百多年,也就是一百多代人的事。所以有人称东方文化为“早熟的儿童”。当时西方出现毕达哥拉斯、赫拉克里特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释迦牟尼等大师,东方同时则出现孔子、老子、墨子等诸子百家。他们几乎都是同一时代的文化圣人,是他们奠定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基础。

这两大文化区,当时人口皆约两千万左右,都地处北纬35度线上下。但地理条件不同,西方文化区为环地中海周边,形如一个“面包圈”;东方文化区为黄河、长江流域的华夏大地,形如一张“大饼”。

这张“大饼”的气候、土壤等条件,十分有利于农耕。黄河、长江不仅流域长,而且基本同纬线平行;而西方的尼罗河、两河(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)、印度河(如今属巴基斯坦)等,大多与经线平行。早期农业离不开河水的灌溉,同纬度地区就拥有相同的气候条件。华夏大地,就具有“雨热同季”的优势,也即夏季光照温度充足时,季风正好送来雨水,这就尤为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。因此,华夏拥有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农田,可提供大量的谷物与纤维,一直养活着占世界1/4到1/3的人口(如今仍占1/5)。其北部的大草原,为地广人稀的游牧民族,两者经常摩擦互动。人类从采集、狩猎文明转为农耕文明,是一次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大变革。而华夏文化就是这次大变革中的佼佼者。她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水平最高、养活人口最多、典籍最丰、延续时间最长(且从未中断过)的农耕文明,也使蒙古利亚人种,繁衍到稳占人类1/3以上。

而西方“面包圈”的气候、土壤条件,就大为逊色。尼罗河、两河、印度河等皆顺着经线,流域的气候各异,且多为沙漠,仅部分地段(如河口地区),可靠河水漫灌,形成三角洲的农耕区,故面积较小,每个地区仅几万,最多十几万平方公里(如印度河)。地中海里的诸半岛、岛屿,更少平地,土壤贫瘠。加上雨热不同期,夏季虽阳光、温度充足,但干旱少雨;冬季多雨却又寒冷,皆不宜作物生长。另外地中海含盐量高,渔业资源贫乏。因此希腊等地,虽也以农业为基础,但粮食生产不足,需靠种橄榄树与葡萄,饲养山羊等,然后加工成橄榄油、葡萄酒、羊毛织物,还有陶器、金属制品、船舶等手工产品,以此去同产粮区通商,换回谷物等。

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,决定了生存方式(包括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)的不同,从而也导致文化的差异。东方普遍适合于农耕,村庄中男耕女织,自给自足,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。这就形成以农村为主的自然经济。西方有的适于农耕,有的只适于手工业,必须进行商品交换,互通有无。这就形成了以城邦为主的工商经济。商品交换主要靠地中海的海运,就促进航海业的发达。所以有人称东方为农耕文化、黄土文化、黄色文化;西方为工商文化、海洋文化、蓝色文化,就是这个道理。

由于东方自然经济,比较稳定保守,虽有王朝的更迭,也有短期的分裂,但基本上维持大一统的传承。尽管经济总量很大,处于世界领先,但生产力缺少革命性的变革,未能如西方那样形成自然科学体系。因此,在西方进行文艺复兴之后,东方就逐渐落后于西方。待西方发生工业革命,出现资本主义后,天平就从此歪向西方了。

三、东方重农耕就倾向生物学,西方重工商就倾向物理学

东方文化重农耕。沿大河流域发展农耕经济,必须统一治水,兼顾整个流域,如夏禹治水的故事。这就必然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架构,夏、商、周皆为大一统。春秋战国虽诸候并立,但终也为秦所统一。其后两千多年,华夏也出现过分裂,但基本处于统一集权状态,故表现一致性。

西方文化重工商。靠岛上、海边的各城邦,独自发展工商经济。必然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,故表现多样性。

东方由于以农耕为主,就重农轻工。在春秋战国时期,开始提出“重本(农)抑末(工商)”的原则。把手工业、商业视为“末作”、“奇巧”,主张“禁末作,止奇巧”,将工商贬为禁止之列了。从此中国几千年来,将人民分为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个等级,读书当官的士大夫及农民为上等,手工业者及商人为下等。历代皇帝每年祭天,祈求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开春时皇帝亲自扶犁躬耕。从没有皇帝带头举锤打铁,或弄斧砍木。读书人从官场隐退后,就返乡种地,叫躬耕,晴耕雨读,如陶渊明、诸葛亮等。从未见有躬工,晴工雨读之说。

西方文化以工商为主,故城邦发达,手工业、商业繁荣。致使许多手工业主与商人,成为城邦的统治者。比如曾统治佛罗伦萨三百多年的梅迪奇家族,后来就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者与组织者,佛罗伦萨也成了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策源地。

由于东方重农耕,西方重工商,在对自然的认识中,侧重点也就各不相同了。

东方重农耕,农耕属生物产业,必然重视对生物学与气象的研究。研究四季气候变化,发明了24个节气,重视物候学,形成许多农谚。尤重视农作物与畜禽生长周期及规律性的生物学研究。

西方重手工业、商业、航海业,必然重视对力学、材料、速度、数据等物理学研究。

因此,几千年来,中国从“神农尝百草”,到明朝的《本草纲目》,以及各种“农书”如《齐民要术》等,各种“医书”如《黄帝内经》等,皆属生物科学范畴。中国古代的墨子,代表手工业者,故对物理学研究十分重视。如《墨经》中对“小孔成像”的光学研究,对杠杆原理等各种力学研究,皆处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。但随“重农抑工”,就导致“重儒抑墨”,墨家的思想,一直被当成“末作”、“奇巧”而遭禁止。致使中国历代不重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研究,只重视农业为主的生产技术。

尽管中国拥有“四大发明”等各种技术,许多均为世界领先,但皆流于实用技术层面,未能上升到自然科学理论层面。比如中国古代的数学,本是十分先进的,“十进位制”最早出现于中国。但中国数学皆以实用、经验为前提,重于测算、解方程、求未知数等,如珠算的发明。故从未如西方那样,重视演绎、推理、求证,而形成公式、定理为主线的理论数学。这就是导致李约瑟难题的真实原因之一。

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,人们就重视手工业、商业与航海业,因而重视物理学研究。他们对于时间、空间、运动、力学、速度、杠杆、数学、几何学、天文学、声学、化学等,皆开始精深的研究并形成各种学说与学派,从而促进了人类自然科学体系的萌芽。比如泰勒斯创立的天文学,毕达哥拉斯开创的数学,留基伯与德谟克利特形成的原子论,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,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与浮力定律。亚里士多德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,他认为天体是由“以太”组成,作匀速的圆周运动;地上物体是由土、水、气、火四种元素组成,作直线运动,等等。由于古希腊(后为古罗马)代表西方文化的精华,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文化时,“言必称希腊”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四、两种倾向形成两种思维方式及价值观

为什么东方主张天人合一,而西方主张人定胜天呢?就因东方农耕经济,最惧水旱天灾,信奉靠天吃饭,祈求上天能风调雨顺,保五谷丰登、四季平安。故人们敬畏大自然,顺从大自然,保护大自然,绝不敢破坏风水。而西方为工商经济,从开采自然、掠夺自然中获得利益,故人们总要征服自然,破坏自然,向自然索取一切财富,为已所享用。

为什么东方宗教意识淡漠,一直政教分离,从无宗教战争,而西方宗教意识浓厚,主要宗教皆出自西方,长期政教合一,宗教战争不断,至今西方的各种冲突、战争、恐怖活动等,仍同教派之争有关呢?就因东方农耕经济,主张天人合一,精神与肉体统一;故采取入世态度,信天不信神,崇拜祖先,重视今生的现实生活,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是泛神论,只是把祖先中的杰出人物,当神来祭拜、学习,如老子、关公、马祖等,而且道教重视现实生活,讲究修身、养性,长生不老。而西方工商经济,主张天人二分,精神与肉体二元对立;故采取出世态度,重视前世与来生的彼岸世界,因此宗教观念特别强烈。世界著名宗教,如犹太教、基督教(包括天主教、东正教等)、伊斯兰教、婆罗门教(后改称印度教)、佛教等,都起源于高加索人种,皆从属于西方文化。唯有佛教较早传入东方,后被吸纳为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,形成儒释道的统一。

为什么时空上,东方重时间,西方重空间呢?因东方农耕经济,重视生物,而生命总以时间演变为其存在形式。一年四季,寒来暑往,24个节气,不误农时。王朝的兴衰存亡,更以纪年为代表,“奉天承运”,这“运”即指时运,“三呼万岁”,更是万世不竭。北宋学者邵雍,还用六十四卦推算出宇宙盛衰演变的周期,一个周期为129600年,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。由于重时间,就特别重视历史,正如梁启超所言:“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,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”。而西方工商经济,重视对自然物的开发与贸易的区划,必然更重视空间。正如笔者在《七大洲由来的考证与反思》一文中所说,这些地理概念皆归功于西方。东方常言“普天之下”,“四海之内”“九州方圆”,实际上仅以华夏大地为中心,自我封闭,且只限于四海之内,四海之外的整个世界,茫然不知。待到西方环球航行,“地理大发现”时,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,称霸全球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为什么东方重理想主义,重义轻利,重伦理,强调大一统政治与家庭作用,重视集体主义,讲纪律,而西方重功利主义,重利轻义,强调个人主义,重个性、独立、自由呢?就因东方自然经济、农耕社会,必须大一统地统筹流域的水利灌溉管理,自然经济是以家族、家庭为基础的家邦社会;必然强调集体,崇拜祖先,遵守纪律,讲究尊卑长幼有序,抑制个性与自由,坚守勤俭持家、刻苦耐劳。西方工商经济,是城邦社会;必然强调竞争、分散、独立、平等、民主、自由,重视个人利益,讲究消费、享受。

为什么东方比西方官本位严重,专制统治稳定,不易发生社会革命呢?就因东方农耕社会中,知识分子只图功名与官位,除非科举屡不中榜,才干别的。如李时珍,就因考举人数次落榜,才去研究《本草纲目》;故东方有大量知识分子去当官,维护专制政权,使统治体制的巩固,远大于生产力的革新,社会愈显保守稳定。历史上虽多次改朝换代,但封建专制体系千年不变。西方工商社会,知识分子大多去研究各种学问;故使生产力不断革新,正如罗素所言,科学家的智慧,超过了政治家的智慧。这就促使生产力发展,不断冲击上层建筑。因此各种革命,无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,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,都发生在西方。而东方的应试教育与官本位等专制文化传统,至今依然还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。

在认识论上,为什么东方重经验主义,西方重理性主义?就因东方农耕依赖长年实践经验的积累;故重视感性认识,警惕各种偶然性,以求得丰收。而西方工商经济,依赖于理性判断;故重视理性思维,重视各种规律、定理的必然性。

在方法论上,东西方为何也有那么多差异?东方农耕经济,重视农作物、畜禽同自然环境的统一和谐,重视国与家的统一和谐,家族、家庭内部的统一和谐,才能五谷丰登,国泰民安,家庭和睦;故总强调矛盾的统一性,重视伦理,重视人际关系,强调相互依存,亦此亦彼,合作共赢,和谐共处。西方工商经济,重视利益的最大化,着眼于人对自然的征服,从自然中掠取,着眼于城邦之间的竞争、角逐,着眼于个人奋斗;故总强调矛盾的斗争性,强调相互斗争,丛林法则,非此即彼,零和博弈,你死我活。

东方农耕经济,面对一株作物、一只畜禽,是一个生命的整体;必然重生物学、重时间,必须从生命的整体、多因子、全过程来把握。作物是把水与二氧化碳等合成为有机物,畜禽是将饲料转化成为肉蛋奶;故思维方式为整体论,重视综合、归纳、多因子的方法,从局部到整体,从简单到复杂。而西方手工业与商业,面对各种加工原料和贸易交换;必然重物理学、重空间,必须进行分解、分类、分析、分成单因子来把握。尤其近代以能源为主的工业经济,更是仰仗将复杂有机物(煤、油、气)分解成能量与二氧化碳,完全是个降解过程;故其思维方式必然为还原论,强调分析、演绎,从整体到局部,从复杂到简单。

东方农耕经济,是个粗放、模糊、复杂、不确定性强的过程;故主张模糊、包容、强调相对性、复杂性、多元性、中庸化。西方工商经济,是精细、定量、确定的运作过程;故主张清晰、明细、精确,强调确定性、绝对性、极端性、单一性。

东方农耕经济的动植物生长、成熟过程,是连续的、量变的、渐进的、不可预见的过程;故东方的发展思维,重视渐进、传承、连续、非线性,对未来强调不可预见性,比较保守。而西方工业与商业,其进程是断续的、质变的、突进的、可预见的过程;故西方的发展思维,重视突进、断裂性、线性,对未来强调可预见性,较富创新意识。

东方农耕经济重技术,技术发展源于生产的需求,并又推动生产;故中国从古至今,一直为生产大国。西方工商经济重科学,科学发展源于思想的创新,并又推动创新思维;故西方从古至今,一直多为创新大国。

在审美上,为什么东方重情感、写意,而西方重理性、写实呢?就因东方农耕经济,主张天人合一,物我浑融;故其审美,不重于写实,而重于情感、写意,绘画时采用多视角、多层次,呈多维空间,不讲究几何透视,只强调表达内心的意境与印象。西方工商经济,主张物我对立二分,要真实描绘自然美;故重理性、写实,讲究透视法、解剖学,光影明暗,色彩绚丽,模仿自然要逼真、具体。

五、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再创新是个否定之否定过程

如今有些国人认为,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先进。其中还不乏著名学者,他们认为,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”西方不亮东方亮,现在是以东方综合思维模式来济西方之穷。故公然提出,现在天平又开始倒向东方,是东方文化当道的时候了,西方文化将要退出舞台,而让位于东方文化了。其根据就是,当前科学思维的发展方向,正由对立转向统一;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;由微观转向宏观;由分析转向综合;由演绎转向归纳;由单因子转向多因子;由片面性转向全面性;由简单性转向复杂性;由孤立性转向联系性;由确定性转向模糊性;由重视必然性转向偶然性;由极端转向中庸;由一般转向个别;由线性发展转向非线性发展;由可预见性转向不可预见性;由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;由定量转向定性;由彻底性转向不彻底性;由断裂性转向连续性,等等。

以上各种范畴的转化,前者皆为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,如对立、还原论、微观、分析、演绎、单因子、片面性、简单性、孤立性、确定性、必然性、极端、一般、线性、可预见性、可逆性、定量、彻底性、断裂性等等。而相反的后者,则皆为东方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。

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:东方的思维模式,确比西方先进。因为西方思维模式,不是全都在向东方思维模式转变吗!这种结论,也许会使一些东方人沾沾自喜。你看,西方虽然科学技术先进,但其思维模式已不行了,全部要转向东方了。这不正说明还是我们东方文化更先进吗!

实际上,这是个误解。它会产生极大的误导,导致我们又夜郎自大,不再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了。而实际上,人类思维模式的进步与发展,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,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。其公式为:统一——对立——再统一;整体论——还原论——再整体论;宏观——微观——再宏观;综合——分析——再综合;归纳——演绎——再归纳;多因子——单因子——再多因子;全面——片面

——再全面;复杂——简单——再复杂;联系——孤立——再联系;模糊——确定——再模糊;偶然——必然——再偶然;中庸——极端——再中庸;一般——个别——再一般;非线性——线性——再非线性;不可预见性——可预见性——再不可预见性;不可逆性

——可逆性——再不可逆性;定性——定量——再定性;不彻底性——彻底性——再不彻底性;连续性——断裂性——再连续性,等等。

这就是说,人类思维模式发展规律,是东方——西方——再东方。但“再东方”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方,而是经过被西方否定后,又再次被发展所否定的结果了。例如统一与整体论,原先东方文化从农耕出发,从统一整体上把握生命现象(作物与畜禽的生长发育全过程),虽是统一、整体、宏观、全局、综合、复杂、多因子、定性,但确是粗放、模糊、不精确、不确定、不定量、不可预见、多偶然性的。这种思维模式,随科学与生产力发展,随人类认识的深化,就被西方思维模式所否定了。于是出现了对立、还原论,从微观、分析、局部、单因子、定量等出发,这就使对客观对象的认识,大大深化,弄清其内部机制、微观状态、定量分析,从而使认识更加清晰、精确、非模糊、可预见、可确定、线性、可逆性等。这是一个认识深化、发展过程。它使人类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。

西方经过近几百年科学技术的深化发展,人们弄清了许多事物的内部微观结构与精确机制,作出定量的分析后,就进一步又意识到,若要使对客观事物的认识,再进一步深化,就必须进行第二次否定。这似乎是以东方思维模式来否定西方思维模式。但这第二次否定,虽由对立又转向统一,由还原论又转向整体论,由微观又转向宏观,由定量又转向定性,由分析又转向综合,由简单又转向复杂,由可逆又转向不可逆,由清晰又转向模糊,由必然又转向偶然……。却已不再是原来朴素意义上的统一、整体、宏观、定性、综合、复杂性、不可逆性、模糊性、偶然性等了。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肯定,成为更深层次、更具科学性的肯定了。

这也就是说,原始、朴素的东方思维模式,必须经过被西方思维模式的否定,然后再给以又一次否定,才能涅、升华为新的肯定。这其实就是东西方文化在碰撞融合后的再创新,而绝不是什么“风水轮流转”,原版东方思维模式的再登台。当然,这新肯定也不是肯定别的,而是对东方思维模式的新肯定。

六、重视东西方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互补性

由上可见,人类自出现三大人种、两大文化后。由于东西方所处地理环境不同,造成两种同而有异的生存方式,进而形成两种同而有异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。

从局部地区、从当时历史角度看,这两种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以及其思维方式,皆是因地因时制宜的,故才能推动两大文化的各自发展。但若从全球、从人类历史进程角度看,这两种思维方式及价值观,又各有其优点与缺点。正因西方文化中的优点与东方文化中的缺点,才导致中国在充当1500多年领先大国后,竟在1840年后,一下就沉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的悲惨结局。也正因西方文化中的缺点与东方文化中的优点,才导致当今因西方发展模式,给全球带来了危机与窘境,而使人们又想起东方文化中的优点,希望能以此充当克服这些危机的法宝。因而1988年巴黎的诺奖获得者大会上,75位诺奖获得者,在探讨21世纪议题的16个结论中,有一个就是:“人类要生存下去,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,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

其实,两种文化中的所谓优缺点,都是相对的,因为许多特点,具有两面性,既可能是优点,也可能是缺点。皆须因地因时因事而制宜。凡在当时当地能推动生产发展、社会进步、历史前进、人民幸福的,就算优点,反之则为缺点。所以一切皆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,并进行取舍。

比如,西方着重斗争、突变;东方着重和谐、渐变。当一个国家处于夺权的暴力革命时期,西方的斗争性与突变性,就成了优点,可推动历史变革,社会进步;东方的和谐性与渐变性就成了缺点。当取得政权后,进行经济建设时,仍一味斗争、动荡、突进,就成了缺点;而和谐、稳定、渐进倒成了优点,更有利于社会进步。

从当今世界状况出发,人类已不再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了,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。只有在这个时代前提下,我们才能比较出东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。标准就是有利于和平与发展,凡有利的,皆为优点;凡不利的,皆为缺点。

从这个标准出发,西方文化至少有3个优点胜于东方:

(1)西方文化尊重人的个性、创造性,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,不论资排队,鼓励怀疑一切,向原有理论挑战,故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。东方大一统文化,官本位严重,不重视个性,过于强调一致性,学术上论资排队,迷信权威,枪打出头鸟,压抑挑战,思想保守,故不利于科技创新。

(2)西方文化,强调自由竞争,追求利益最大化,重视利益平衡与游戏规则,则强调法治,以法律至上;故民主法治观念强,有利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。东方文化强调组织性、纪律性,过于重视意识形态,靠人治,靠人的道德自律,而轻视法律作用;故易阻碍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。

(3)西方文化,强调冒险精神,敢于走出去,所以他们发现了新大陆,到处开发,四海为家;故具有国际视野与全球化观念。东方文化,重视家庭,力求稳定安全,易满足于小富即安,缺少冒险精神;故不利于走出去,不利于国际开发。

同样从这个标准出发,西方文化也有3个缺点而不如东方文化。

(1)西方对人的认识,过重于理性,相信每个人都是理智的,就过于强调“一人一票”的民主。其实一般人还有许多非理智的一面,真理时常不在多数人手里。依选票决胜负,常造成迁就选民,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。东方文化重视精英作用,认为精英人才较理智,靠选贤任能来治理国家,采取权威主义下的“协商民主”,倒反而能集中出正确的意见,提高行政效率。

(2)西方文化,强调天赋人权。把人权看得高于一切,把个人权利绝对化,就必然过度福利化,把慈善转变成固形的福利,就大量培养懒汉,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。目前欧洲经济危机,就是过度福利化,造成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。东方文化强调人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,既享有权利,也要恪守义务。反对不劳而获,强调勤劳致富,不养懒汉。

(3)西方文化过于强调斗争。各种争斗不断,致使西方各个文化载体,如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希腊、古罗马、古印度等,皆走马灯似地相继灭亡,没有一个连续传承至今。对社会也易形成战争,据统计,人类在5000年中,共发生战争14000多次,其中10000多次发生在西方。历史上多次宗教战争,两次世界大战(使几千万人死亡)与冷战,以及如今各种恐怖活动,哪一个不是发生于西方。对自然界,也过于强调征服自然,竭尽资源为人尽情享受,过于重视消费的作用。结果造成环境破坏,生活奢侈,资源枯竭。东方文化主张和谐,坚持和平,反对战争。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,不超过4000次,且中国从未有过宗教战争,也很少侵略别国。对于自然,主张天人合一,顺乎自然,主张生活节俭,勤俭持家,反对浪费,反对过分的享乐主义。这就十分有利维护人类和平,及地球的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。

以上所列,难免挂一漏万。但粗略可见,东西方文化,对当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,确实各有其优缺点。故要求这两种主流文化,在碰撞融合再创新时,能相互补充,相互扬弃,相互融合。这样才能形成人类发展战略的新思维,也定能克服眼下各种危机,而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。这正是我们推动东西方文化融合再创新的出发点与归宿点。

七、如何碰撞融合再创新

我们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,进行碰撞融合再创新呢?我国宋末元初,有个大画家叫赵孟,其夫人也很有文化,人称管夫人。二人婚后,感情很好,随年龄增长,管夫人渐人老珠黄,赵孟就打算娶妾,管夫人则赠他一首词《你侬我侬》,终使他回心转意。这词为:“你侬我侬,忒煞情多,情多处热如火!把一块泥,捻一个你,塑一个我。将咱两个,一齐打破,用水调和,再捻一个你;再塑一个我。我泥中有你,你泥中有我;与你同一个衾,死同一个椁。”

这首词反映的状态,就是当今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再创新过程的形象比喻。撞碰——将两个泥人打碎;融合——将打碎的泥加水重新调和;再创新——用和好的新泥,再塑两个新泥人,使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。

当今的东西方两种文化中,最值得融合再创新的,首先是关于“对立统一法则”的融合再创新。

东方文化同西方一样,也将“对立统一”,当成世界物质运动的普遍法则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代学者张载的提法。他把“对立统一”规律,总结成四句话:“有像斯有对,对必反其为;有反斯有仇,仇必和而解。”(见张载《正蒙·太和篇》)。这就是说一切事物现象,皆是一分为二,相互对立的,对立就必然相反,相反就必然要争斗,争斗结果总以和解而告终。

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指出,张载的这四句话中,前三句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一致的,但第四句,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,他推测,可能会说“仇必仇到底”。

一个“仇必和而解”,一个“仇必仇到底”。这似乎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一大分水岭。东方主张对立双方,相辅相成,亦此亦彼;故“和而解”,要通过调和、妥协、融合而达成一致,也即共存双赢。而西方则主张对立双方,相反相成,非此即彼;故“仇到底”,要通过斗争将另一方彻底消灭,也即零和博弈,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。

面对完全相反的两种学说,我们如何选边呢?要按过去,我们必然选择后者,誉为“斗争哲学”,主张七斗、八斗,斗垮对立面,才算胜利。但后来发现,一味斗争到底,也存在很大片面性、极端性。人们又选择“和而解”,称为“和谐哲学”。但社会实践证明,有时愈讲和谐,社会反倒愈不和谐。于是有人又主张仍要同过去一样,还是抓斗争。这样来回“翻烧饼”,也同样不利于社会进步。

因此,必须将东西方两种哲学,在碰撞后进行融合再创新。比如“对立统一法则”,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创新理解为:既以斗争为主,又以和谐为主;既仇必仇到底,又仇必和而解;既相反相成,又相辅相成;既非此及彼,又亦此亦彼;既零和博弈,又共存双赢……。而不要绝对化,要当成一枚铜币的两个侧面,是互为一体的两面。

既为两极、两个侧面,那究竟真理何在?这正如笔者曾指出的:真理飘移回旋于两极间。在具体运用时,应根据具体事物,作具体分析,再灵活决定具体采用哪一面、哪一极。这样就更接近真理,更符合客观实际。

因此,当我们推动东西方两种文化融合再创新时,并不是要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。这种差异甚至还要保留,这就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。否则世界就失去风采。所谓“融合”,就是将两种不同的观念、思维方式等,承认为“两极”,这才能使“真理飘移回旋于两极间”。矛盾着的“两极”,不仅永远存在,还在不断发展、更新。因而“飘移回旋于两极间”的真理,也才能不断发展。若把融合当成矛盾的终点,当成真理的终极,那是完全错误的,融合不是目的,目的在于创新。

八、中国既是东西方文化撞碰的受害者也是受益者

由于古代地理条件的阻隔,欧亚大陆东西两侧的东西方文化,其创新速度远大于交流速度。故几千年来,虽有不少共同点(这是由于仍有微弱的沟通与交流),但差异也很显著。

几千年中,除匈奴人西迁至匈牙利,元代蒙古骑兵,曾对西方作肤浅而短暂的武力侵占外,两侧之间基本相安无事,各自独立发展。虽有少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东方,带来一些西方文化信息,但影响不大。中国在16世纪前的1500年间,一直为世界上领先国家。直到西方发生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后,航海业的发达与殖民主义的兴起,西方人终于在1840年以战舰的炮火,打开了东方保守主义的大门。随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状态后,西方文化才如潮水般涌入东方。当时清政府为了支撑残局,不得不转向西方汲取先进的工业文明,如洋务运动、维新、立宪。最后孙中山引进西方民主共和思想,而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统治。中国共产党再次引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,从而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。

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的现代史,实质上就是“西学东渐”,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史。一方面给中国带来无穷的耻辱与灾难,成为悲惨的受害者。另一方面,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想,各种主义皆在这里碰撞,不断摩擦出火花,从而造就出许多历史及文化巨人,诸如梁启超、孙中山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林语堂、鲁迅、毛泽东、邓小平等人,还可加上新加坡的李光耀。这些人的著作与思想中,皆闪耀着东西方两种文化碰撞、交融、扬弃、再创新的火花。

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,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大碰撞。在此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前夕,曾经有过一次“东学西渐”。当时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、孟德斯鸠、狄德罗等,将老子与孔子的一些著作译成西文,当做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,但规模与影响皆不显著。而其后出现在中国的“西学东渐”,却引起占世界人口1/4中国的社会大变革。将几千年积淀、发展而成的东西方两种文化,在这一百五十多年中,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,内容广泛,形式多样,时间久远,影响深刻的大碰撞、大融合、大创新、大试验,至今仍在继续中。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的现代化等,无一不在其中,都属于东西方两种文化融合再创新的产物。

一百多年间,使东方几亿人懂得并初步掌握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各种现代技术,使几千万人懂得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,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,从基督教到西方文学艺术及各种生活时尚,从掌握西方语言文字到精通网络传播。这场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、大融合、大创新,主要发生在中国。中国为此既付出巨大而沉痛的历史代价,但也取得世界意义的成果。同样曾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,其经济总量也久居世界第二,为什么日本未能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呢?就因日本明治维新时,采取“脱亚入欧”、全盘西化,除了保留“武士道”精神外,全都西化了。结果成为一个法西斯的恶魔,比德国的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今德国早已反省,日本却要借尸还魂。因此日本经济再强大,文化上也无同西方可匹配之处。惟有中国,虽历尽磨难,但仍坚守东方文化之传承。

九、真正的文化自觉

试问西方国家,无论是西方文化源头的欧洲,还是当今西方文化领军人的美国,你们除精通自身的西方文化外,对于世界另一主流文化——东方文化,又掌握多少呢?即使在你们的“智库”中,又有多少精英懂得中文、中国历史、中国哲学呢?你们的思想武器中具有多少东方的思维元素呢?真少得可怜,故略懂华语中文的凤毛麟角者,就可被尊称为“汉学家”了。尽管美国增加了来华的留学生,但仍比中国赴美留学生少10倍。

由于西方人的自负、傲慢与偏见,总看不起古老的东方文化。其实,即使他们学问再大,也只是掌握了人类智慧的“西半拉”,对“东半拉”只能称作“文盲”,故可称为“半瓶醋”。然而有些西方领导人与学者,把“半瓶醋”当成“整瓶醋”。总把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模式、价值观等当作唯一正确的、具有普世价值的,到处强行推广。使得一些被推广的国家,造成长期的不适应与内乱,经济下滑、社会动乱、恐怖不绝、人民不得安宁。这种事例还少吗?

从东西方文化融合角度看,一个中国的中学生,其掌握的东西方文化融合水平,皆要高于那些孤傲、偏执的美国议员。因他们中有几个人能掌握东方的语言、历史、哲学及智慧?而中国的一个中学生从小学起,就全面学习东西方的两种语言、文化、知识、思维方式。他们从小就熟知东方的方块字,以及孔子、老子、唐诗、宋词等,同时也懂得西方的拼音字及牛顿、达尔文、马克思等。他们喜欢东方的音乐、戏剧、工艺品,也热爱西方的摇滚、街舞与大片。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、领悟,从某种意义上讲,要超过西方的成年人。这难道不是当今的现实吗?

其实,中国的真正优势,倒不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快而持久,经济总量将要超过美国,而在于中国十多亿人口中,有相当多的人既精通于东方文化又掌握了西方文化。他们成为世界上,将这两大文化、两大智慧之果,能融会贯通于一身的最庞大人群。这是中国最富有的潜在软实力,是当今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,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动力之所在。当然,这也是以中国近百年的屈辱、痛苦、灾难所换取来的,真是来之不易,我们应倍加珍惜,切莫淡化自己的文化传承。我们常讲文化自觉,真正的自觉,就是对这两种文化碰撞融合再创新的自觉。

这就是说,东西方文化在两千五百年前,分道扬镳,各逞东西,又经过近一二百年来的碰撞,如今开始进入融合再创新的过程了。谁能够自觉引领这场融合再创新,谁就能掌控新战略思维的主导权,从而开辟人类发展的新方向、新纪元。

当今世界,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,尽管面临各种危机与挑战,依然不失为主流文化。而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,在吸收西方文化优点,逐渐克服自身缺点,而开始民族复兴,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时,也再次向全球展示,东方文化同样不愧为人类的主流文化。

两大主流文化的撞碰,常表现为中美间的摩擦;两大主流文化的融合,常表现为中美间的互补与合作。若两大文化能在融合后再创新,则将引领人类生存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新潮流。一定能使人类摆脱面临的危机,保持长久的繁荣与和平。这就是中国梦同美国梦及人类梦的统一。

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再创新,确实是21世纪人类发展战略的主旋律。我们所有的人,皆应为此而奋斗!

 

 

2013年5月15日

 

作者:朱相远,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CICFP主席

为全国人大原常委、民建中央原副主席、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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